
筆在動,字在寫。但扶著筆的人說:這不是我寫的。
一場扶乩正在進行。一到兩個人——稱為鸞生、乩身或乩手——扶著一支丁字形的木筆,多用桃木、柳木製成。筆尖落在鋪滿細沙或香灰的沙盤上,緩緩移動,劃出字句。旁邊另有分工:有人負責抹平沙面,叫「平沙」;有人辨讀字跡,叫讀乩者或唱生;有人把讀出的字抄錄成文,叫抄乩者或記錄生。一個字一個字被唱出來,一句一句被抄下來,成為「乩文」(N2)。
乩文可長可短。短的答疑解惑:前程、婚姻、疾病;長的成篇成書:道德訓誨、社會預言,乃至經典撰述。場地可以在廟宇道觀中專設的乩壇,也可以在儒壇、善堂、齋堂,乃至信眾自家的客廳。所請的對象不限於道教神明:觀音、濟公、關帝、媽祖,連歷史人物都曾在乩文上署名。
它的名字也很多:扶箕、扶鸞、降鸞、飛鸞、降筆、揮鸞、請仙,各有來歷。「鸞」指的是傳說中西王母的使者鸞鳥,負責傳遞神明訊息,所以「扶鸞」就是傳達神諭的意思;最早叫「扶箕」,因為那時還沒有丁字形木筆,是以懸掛的簸箕代筆,明代以後才換成木筆,「扶乩」一名遂取而代之。
而扶筆的人說:這些字不是我寫的。信眾相信,在那一刻,神明、祖先或仙真「降臨」,附於執筆者之身,藉筆跡傳達旨意。先說清楚:「神明降臨」是參與者的宗教信念。這裡記錄的是「信眾這麼相信、儀式這麼進行」——至於神到底有沒有降臨,不做判斷。
一千五百年前,有人扶著筆這樣說;一千五百年後的今天,在台灣、香港、馬來西亞和東南亞華人社群的道觀壇場裡,依然有人扶著筆這樣說。而一千五百年來,沒有任何一種方法,能替這句「不是我寫的」蓋棺論定。這篇檔案要講的,就是這句話的一千五百年。
正月十五那晚,他們迎請一位受虐致死的女子
扶乩最早的身影,出現在南朝。劉宋劉敬叔的《異苑》記載:正月十五,人們「迎紫姑」,以偶像卜問蠶桑(N2)。紫姑是誰?民間傳說中,她是一位受虐致死的妾室,死後被奉為廁神。
一個受盡委屈的女子,死後反而成了人們在正月十五鄭重迎請的對象——扶乩的源頭,起於這樣一場帶著哀傷的請神,後世也多把這場正月十五的迎請視為扶乩的開端。當時的參與者多半是婦女,問的多半是蠶桑收成這樣的家計大事。這很關鍵:扶乩從一開始就不是表演,而是人們在拿不準的事情上,找一個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問答案。筆動起來的那一刻,問的人和答的「那一位」,已經不在同一個世界了。
從問蠶桑的婦女,到拿竹筷的文人
到了宋代,扶箕變了模樣。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裡寫它,蘇軾的文集裡也寫它(N2)。請神的日子不再限於正月十五——原本一年一度的歲時儀式,變成了隨時可辦的問事管道;參與者也從婦女擴及文人士大夫——連蘇軾這樣的文豪都親自下場,還記下了具體做法:以木偶、竹筷作筆。
想像那個畫面:一群宋代文人圍著沙盤,用竹筷當筆請神,問的可能是科舉、仕途,也可能是詩文。這是扶乩第一次「文人化」:它從婦女的蠶桑占,變成了士大夫的沙龍遊戲兼決策顧問。而文人一加入,扶乩的文字就開始講究了——這一點,三百年後有人看得極準,我們後面會講到。
皇帝在紫禁城設壇,文人說「大屬假托」
明代中葉,「扶箕」一詞逐漸被「扶乩」取代,丁字形木筆成為標準配備——懸掛的簸箕退場,執筆的木筆上場,名字從此定型。扶乩的地位也在這時登頂:嘉靖皇帝在紫禁城內設立乩壇(N2)。皇帝本人扶乩問政——這大概是扶乩史上權力最高的一刻。
但懷疑的聲音從未缺席。清代紀昀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裡記載扶乩之事不下百次,他親自看、親自記,但始終有所保留,直言所稱某神某仙「大屬假托」(N2)。
更有意思的是那些「試探者」。清代文人汪旭,聽說乩仙自稱是張紫陽(道教南宗祖師),當場拿《悟真篇》裡的丹道問題詰問對方;對方答不上來,只能以「金丹大道,不敢輕傳」搪塞過去。也有篤信者:葉紹袁為亡女招魂,錢謙益親見並記錄——喪女之痛與親眼所見,讓他們選擇相信。
同一張沙盤,有人看見神,有人看見假托。扶乩從來不缺信徒,也不缺拆台的人——這兩種人,常常就坐在同一場儀式裡。
一台寫了幾百年的印書機器
扶乩最被低估的一面,是它的「生產力」。道教方面,呂祖(呂洞賓)降乩所傳的文本被匯成《呂祖全書》,明清道壇刊刻不絕;部分經扶乩產製的典籍,甚至被收入《道藏輯要》這樣的道教文獻匯編(N2)。想想看:一種儀式,寫出了一整套宗教文獻,還進了道藏。
到了民國初年,這台機器開足了馬力。道院、悟善社等救世團體以扶乩為核心實踐,藉近代印刷業刊行大量善書(N2)。沙盤上的字,第一次被機器複製成千上萬份,送往全國的善堂齋堂。扶乩從壇場儀式,變成了一種出版業。
而它的社會功能,也在這裡露出真面目:歷史上的乩壇往往兼辦慈善——施醫、賑濟;乩文的大量內容是道德勸善。它的宗教光譜橫跨道、佛與民間信仰:同一座壇上,呂祖、觀音、關帝可以並列降乩,所謂「三教合一」,在乩壇體現得最為具體(N2)。
禁了一千年,它還在寫
這麼有生命力的東西,歷代當權者當然不會放過。清代法典明令禁止扶乩,但禁令未能遏止民間流行(N2)。五四前後,《新青年》一派的知識分子把扶乩作為「迷信」的典型,進行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統性批判;1928年,國民政府查禁了其中規模最大的兩個扶乩救世團體——道院與悟善社(N2)。
有意思的是:每一次打壓,都順手養活了一門研究。1941年,許地山出版《扶箕迷信底研究》,是現代學術研究的開端;1942年,趙衛邦(Chao Wei-pang)發表英文論文,把扶乩介紹給西方學界;1986年,Jordan 與 Overmyer 合著《飛鸞》出版。被批判的對象,成了學者的題目。
而儀式本身呢?查禁之後,它在港台和東南亞活得好好的。今日,扶乩仍在台灣、香港、廣東、馬來西亞及東南亞華人社群的道觀與民間壇場中實行,甚至傳入越南的高台教(N2)。就連巴金都在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裡寫過覺新為亡妻扶乩的情節——可見它在民國社會生活中的滲透之深。
從南朝正月十五的紫姑,到今天東南亞某間道觀的沙盤,這條線從來沒有斷過。一千五百年,禁令、批判、查禁輪番上陣,筆還在動。
三種不談神明的解釋
那麼,筆為什麼會動?除了「神明降臨」這個宗教內部的解釋,世俗研究提出了三種機制——先說好,這三種都只是推測性解釋,同樣無法證偽信仰者的體驗:
第一,自動書寫。執筆者在高度專注或半恍惚狀態下,無意識地運筆——類似西方靈應盤研究中的意動效應:手在動,但動的人沒覺得是自己在指揮。
第二,集體暗示與角色期待。在場眾人的問題與期待,會形塑乩文的內容。你問婚姻,沙盤就寫婚姻;你問國運,沙盤就寫國運。筆寫的,常常是房間裡所有人都在想的事。
第三,文學能力的投射。這是最狠的一條,而且是三百年前的古人說的。紀昀早就觀察到:乩文的水準跟執筆者的素養走——「遇能書者則書工,遇能詩者即詩工」。會寫詩的人扶筆,神就寫詩;字寫得不好的人扶筆,神的字也不好看。神的文采,恰好等於扶筆人的文采。
這三種解釋能說明部分現象,但沒有一種能「證偽」信仰者的體驗。信的人自有他的世界;不信的人,也找不到一錘定音的證據。而這三種解釋有一個共同點:它們都不需要神明在場,也都不否認在場的人真的相信神明在場。這就是扶乩最麻煩、也最誠實的地方。
檔案館主筆按
寫到這裡,該我表態了。但這篇的表態,恰恰是「不選邊」——這不是和稀泥,是唯一誠實的位置。
先說能說死的部分:扶乩作為一種儀式,存在了一千五百年,有文獻、有實物、有今天還在進行的現場(N2)。這部分沒有爭議,不需要選邊。
再說說不死的部分:「神明到底有沒有降臨附身」——沒有任何獨立的方法能判定筆跡的來源,這裡不認定;但同樣,也不否定信仰者的宗教體驗。紀昀三百年前就看穿了關鍵:「遇能書者則書工,遇能詩者即詩工」。如果神的文采恰好等於扶筆人的文采,那麼「字是誰寫的」這個問題,在方法論上就永遠無法由第三方裁決。這不是誰無能,這是問題本身的結構。一千五百年來,坐在沙盤邊的人換了一代又一代,問的問題從蠶桑、科舉換成前程、婚姻,但那句「不是我寫的」,從來沒有變過。
而我認為,這篇檔案最值得記住的不是神蹟,而是扶乩長壽一千五百年的秘密——它的秘密不在神蹟,在功能。一座乩壇同時是慈善機構(施醫賑濟)、道德講堂(勸善文字滿天飛)和跨宗教平台(三教神明並列降乩),這也是它能在士大夫與民間同時扎根的原因之一。人們來問前程婚姻,留下的是被勸善的文字和被賑濟的鄰里。一個儀式能同時滿足問卜、行善、社交和出版四種需求,它不需要神蹟也能活一千五百年——神蹟只是它的招牌,功能才是它的地基。
最後誠實標註一件沒法查的事:沒有任何方法能證明或證偽某一次具體的「降臨」。承認有些問題沒有答案,比假裝有答案更誠實。
回到開頭那句話:筆在動,字在寫,扶筆的人說不是我寫的。那麼,字到底是誰寫的?
所以我的答案是:只記錄一個事實——一千五百年來,人們相信是神寫的。至於神到底有沒有動筆,我沒資格裁決,也不會假裝能裁決。可以確定的是:只要還有人想問前程、婚姻和收成,這支筆就會繼續動下去。
下一個檔案:哈利・胡迪尼——一個以拆穿靈媒為志業的魔術師,看看他會怎麼看這支會自己動的筆。
來源註記
- Fuji (planchette writing) — 英文維基百科(連結):條目引用 Chao Wei-pang(1942)、Schumann & Valussi 編(2023)等學術研究,概述扶乩的歷史、儀式分工與三教脈絡(S3;僅引用事實)
- 扶乩 — 中文維基百科(連結):引《異苑》《夢溪筆談》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等古典文獻,記載紫姑起源、儀式人員分工與紀昀的懷疑論述(S3;僅引用事實)
- 香港道教聯合會「扶乩」介紹頁(網頁存檔版,作者劉仲宇)(連結):道教團體對扶乩的官方介紹,述及紫姑起源、呂祖降乩傳統、乩壇分工與當代港臺壇場現狀,屬信仰內部視角,引用時已作區分(S3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