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案件概況
「開膛手傑克」（Jack the Ripper）並非一個人的真名，而是英國犯罪史上最著名的未破懸案兇手的代稱。一八八八年八月至十一月，倫敦東區白教堂（Whitechapel）及鄰近的 Spitalfields 地區接連發生婦女遇害案；同年九月二十七日，中央新聞社與警方收到一封署名「Jack the Ripper」的「Dear Boss」信，自稱兇手——該信普遍被認為是惡作劇，甚至可能是記者為刺激銷量而偽造，但這個名字從此成為案件的代名詞。在當時的報刊與警方檔案中，兇手也被稱為「白教堂兇手」與「皮圍裙」（Leather Apron）。在警方正式檔案中，這一系列案件被稱為「白教堂謀殺案」。當時的白教堂是倫敦最貧困的地區之一：人口約八萬，犯罪、酗酒橫行，在 Charles Booth 的貧困調查圖上，此區多被標為代表「極貧」與「半犯罪」的黑色與藍色。十九世紀中葉，大量愛爾蘭移民湧入東區；一八八二年起，為躲避迫害的猶太難民又自俄國及東歐接踵而至。白教堂人口膨脹至約八萬，東區出生的孩子有五成五活不過五歲；據大都會警察一八八八年十月的估計，當地有六十二家妓院、一千二百名娼妓——貧困把許多婦女逼上街頭，也讓她們成為兇手的目標。
二、可以核實的部分
調查史是本案最紮實的部分。警方將五名受害者的遇害歸於同一兇手，稱為「canonical five」：Mary Ann Nichols（一八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）、Annie Chapman（九月八日）、Elizabeth Stride 與 Catherine Eddowes（九月三十日同一夜，即「雙事件」）、Mary Jane Kelly（十一月九日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警方「白教堂謀殺案」檔案實際收錄了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間的十一宗命案，五宗之外的歸屬至今仍有爭議。主導調查的是大都會警察——其偵探部門當時成立尚不滿五十年；警方在全區進行了數千次訪談，調查多名嫌疑人，但從未起訴任何人。案件引發空前輿論壓力：警務處長 Charles Warren 爵士在辦案不力的批評聲中辭職；白教堂居民自組 vigilance committee 夜間巡邏。法醫 Thomas Bond 在驗屍後留下了犯罪史上最早的罪犯側寫之一：兇手體格強壯、異常冷靜大膽，外表可能斯文端莊。信件證據方面，除「Dear Boss」信外，vigilance committee 的 George Lusk 在十月收到「From Hell」信，隨附半顆經倫敦病理博物館 Thomas Horrocks Openshaw 醫生鑑定的人類腎臟——而 Catherine Eddowes 確有腎臟缺失，這是少數令調查者認真對待的信件。此後調查再無突破，案件懸置至今。
三、解讀與爭議
本案的爭議幾乎全部集中於「兇手是誰」。一個多世紀以來，嫌疑人名單不斷膨脹：從波蘭理髮師 Aaron Kosminski、美國江湖醫生 Francis Tumblety、律師 Montague John Druitt，到王室成員，累計上百種理論，並衍生出專門的「Ripperology」（開膛手學）。然而，沒有任何一種理論獲得決定性證據；警方當年調查過的主要嫌疑人，或因證據不足、或因不在場證明而逐一排除。媒體在案件中的角色也備受檢討：聳動報導製造了全城恐慌，記者偽造的兇手信件混淆了調查方向；Goulston 街牆上的粉筆字（內容涉及反猶暗示）被 Warren 下令在天亮前洗去，以免引發針對東區猶太移民的騷亂——此舉本身也成為爭議。牆上那行粉筆字（各種轉錄版本略有出入，大意指涉猶太人）究竟是兇手所留還是路人塗鴉，至今無解；可以確定的是，Warren 下令在天亮前將其洗去，以免引發針對東區猶太移民的騷亂。近年史學界的轉向值得注意：倫敦博物館等機構開始將焦點從兇手轉向五名受害者的人生，指出當年警方與媒體將五人一概標籤為「妓女」並不準確（僅 Kelly 被確認當時以性交易為生），以此呈現維多利亞時代底層女性的真實處境。
四、本檔案的立場
本檔案將開膛手傑克定級為 N1（可核實史料）：案件的時間、地點、受害者名單、調查過程與結案狀態，皆有警方檔案、驗屍報告與當代報刊可考。兇手的真實身分至今未知，任何指認（包括上百種嫌疑人理論）皆無決定性證據，本檔案不予認定；「Dear Boss」信普遍被視為惡作劇，亦不採為兇手自白。本檔案在敘述中刻意不收錄任何血腥細節，僅陳述案件史與調查史。本檔案收錄本案，著眼於其犯罪史與媒體史的雙重標本意義：它是現代連環命案調查（大規模訪談、法醫側寫雛形）的起點，也是聳動主義犯罪報導塑造公眾恐慌的原型案例。讀者應將注意力放在「為何破不了」——維多利亞時代鑑識技術的局限、貧民區的社會結構、媒體干擾——而非獵奇式的兇手競猜。